材料一：從《南京條約》簽訂開始，中國的朝貢體制逐漸被西方列強所強加的條約體制取代。晚清國人對西方的領事制度有了初步的接觸，逐漸萌生了向國外派遣公使和領事的需求，并開始紛紛向海外各口岸派遣公使和領事，使中國的使領館制度日趨形成。同時，開始重視通過談判方式來解決和他國之間的爭端。談判作為清政府所接觸的一種新的國際法層面上的爭端解決方式，在這一時期對國家權益的挽回及維護國家主權方面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摘編自董臨瑞《從＜南京條約＞看晚清時期國際法在中國的運用》材料二：北京國民政府時期，以國民為主體的外交觀念得到廣泛認同。民眾參與外交熱情高漲，倡導公開外交。巴黎和會期間，除北京國民政府代表外，梁啟超、葉恭綽、蔣作賓等人紛紛赴歐考察，“表面上以私人資格赴歐，而從旁協(xié)助中國代表團”，會上北京國民政府第一次提出了修約要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民眾參與外交熱情繼續(xù)高漲：南京國民政府外長黃郭處理濟南慘案不力，在民眾激烈要求下，南京國民政府將其罷免；行政院長汪精衛(wèi)因簽訂《淞滬條約》倍受指責，南京國民政府也因此對其彈劾，順符民意。民眾激烈的呼吁和參與促使南京國民政府最終放棄了對日妥協(xié)，促成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
——摘編自印少云《國民外交運動與民國外交現(xiàn)代化》（1）根據(jù)材料一，指出晚清時期中國外交領域出現(xiàn)的新現(xiàn)象。
（2）根據(jù)材料二并結合所學，概括國民政府取得的外交成就并分析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