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題。
材料一：
      梅新林教授提出，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問世于前“新紅學”時期，屬于“舊紅學”時代的產(chǎn)物，但若從理論創(chuàng)新的前沿與質(zhì)量而言，則顯然應該納入“新紅學”范疇，甚至較之胡適、俞平伯、顧頡剛的“新紅學”更為前沿（當然，提出這一看法，其實已經(jīng)把“新紅學”等同于現(xiàn)代紅學了）。不過，胡適等創(chuàng)立“新紅學”時，沒有將批評的矛頭對準王國維，而是針對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雖然梅教授認為，像王國維這樣超越時代的學者、作家以及作品、思想，固然會給我們帶來很多的啟示，也會帶來很多困惑，因而不知如何在時代中進行安置，所以胡適對其避而不談，也可以理解。對此，筆者認為，這種回避，一方面是時間因素，可能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發(fā)表的時間過早，是在 1904 年發(fā)表，而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是在 1916 年發(fā)表，所以找時間相對靠近的對象來商榷，這是習慣的做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商榷與對話的前提是兩者目標一致。歸根到底說，索隱和考證其實都是一種歷史學的研究，都是在小說外尋找現(xiàn)實的本事。王國維沒有涉及小說的本事問題，胡適等人就不便與王國維展開對話。而索隱派畢竟也在進行本事研究，故而雙方可以進行商榷，這樣的商榷也是有價值的。
      考證派“新紅學”后來是以胡適和俞平伯的成果為早期代表，梅新林教授評價“新紅學”時認為應該從“歷史的批評”“藝術的批評”“思想的批評”這三個層次來評價研究文藝作品，并得出結(jié)論說：胡適的批評偏歷史，俞平伯的批評偏藝術，而王國維的批評偏思想，如果三者合一，那么“新紅學”的面貌就會很全面，可望達成一種研究范式的突破。
      關于如何進行三位一體的批評，筆者認為應該避免那種簡單的疊加。無論歷史學、文學還是思想的研究，都需要一個歷史化的過程，這才有可能達成文學、歷史學與思想研究的有機融合，甚至達成研究范式的突破。
      百年“新紅學”，其主流是歷史學的考證研究，但恰恰是歷史學的研究，更需要對研究對象加以歷史化的考察，也就是說，首先要將歷史事件和人物加以歷史化，而不是把事件和人物抽象出來加以靜態(tài)地、凝固化的考察，因為即使《紅樓夢》有本事、真人可以考索，也需要分析其經(jīng)過種種轉(zhuǎn)變而進入小說的動態(tài)過程。至于對《紅樓夢》思想的研究，則要在觀念史和社會史雙重脈絡中加以梳理，揭示小說中的思想傾向與之發(fā)生的張力。
      說到對其文學的研究，現(xiàn)在大家提倡研究回歸文本、回歸文學特性，很容易回到一種傳統(tǒng)的趣味主義。這種分析的最大問題就是非歷史的態(tài)度，是以所謂的審美非功利，來遮蔽對歷史、對意識形態(tài)的診斷。例如《紅樓夢》中關于丫鬟的肖像描寫非常稀少，用趣味主義來解釋，會認為這是作者的留白藝術，可以給讀者提供很大的想象余地（其實也有學者這么分析了）。筆者認為，對丫鬟肖像描寫的忽略，是因為《紅樓夢》基本立場并沒有超越時代和社會因素，作者大體采用貴族視角進行敘述（盡管曹家本身不是貴族），對丫鬟基本上是忽視的。放在歷史的語境中去理解此種藝術手法的產(chǎn)生，這樣就形成了文學內(nèi)化于歷史而不是從歷史中抽象出來研究的趨勢。
      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立場和方法就是不斷地將研究對象歷史化，這是馬克思主義紅學的精髓。如果能夠把眼光放在整個中國文化歷史的發(fā)展脈絡中，放在整個世界史的學術趨勢中，重新定位《紅樓夢》，我們的研究格局就可能會有更大發(fā)展。
（摘編自詹丹《以歷史化態(tài)度推進紅學的發(fā)展》）材料二：
      本事，應限定在真人真事和真實情境之上。準確地說，是限定在作家所歷、聞并參考的原本之事上。目前看來，古典本事批評主要包括索隱、影射、考證三派，所謂“穿鑿附會與忘記文學之為藝術”的錯誤，以索隱、影射最為突出。索隱派專事于“探求隱藏在小說作者與故事情節(jié)背后的本事，以據(jù)此闡釋小說文本的‘微言大義’”。這些解讀雖提出“分身法”“合身法”等方法，但多建立在拆字猜謎、牽強附會基礎上，學術成分極低。影射研究實亦政治性的、道德性的索隱研究，多有硬解、曲解之嫌，“好像一切文藝作品統(tǒng)統(tǒng)不過是以揭露陰私，進行人身攻擊為能事的‘黑幕小說’的翻版或變種而已”。所以，無論影射還是索隱，都成為古典考據(jù)學略有難堪的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唾棄，聲名狼藉。
      那么，以胡適、俞平伯等考證派紅學（“新紅學”）為代表的本事批評是否更容易被接受一些呢？答案無疑是確定的，因為胡適所用材料“人人都知道”，所用方法則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不過，胡適的考證也終究只是考證：他僅感興趣于作者身世與版本問題，對于思想與藝術之闡釋，甚至不愿承認為“紅學”成果，故其《＜紅樓夢＞考證》被認為“失之過于粘滯，沒有予藝術創(chuàng)造以應有的地位”不是沒有道理。以此而論，僅滿足于史實考訂的考證和索隱、影射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甲C派有“考”無“釋”，雖掌握較多原型史料卻無力以此為基礎對對象予以哲學、藝術的把握。亦因此，俞平伯晚年對自己的“新紅學”研究幾乎全盤否定。
（摘編自張均《轉(zhuǎn)換與運用：本事批評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1）下列對材料一相關內(nèi)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D

D

A.在梅新林教授看來，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雖屬于“舊紅學”時代的產(chǎn)物，但就其理論創(chuàng)新與質(zhì)量來看，比胡適、俞平伯的“新紅學”更為新穎。
B.分析《紅樓夢》所涉及的本事、真人進入小說的動態(tài)過程，是一個將歷史事件和人物加以歷史化的過程，屬于紅學中歷史學的考證研究的范疇。
C.對《紅樓夢》思想的研究，應將這種思想置于觀念史和社會史的雙重脈絡中進行梳理，揭示出小說的思想傾向與觀念史、社會史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
D.忽略歷史語境研究《紅樓夢》的文學特征，常常流于傳統(tǒng)的趣味主義，以所謂的審美非功利遮蔽對歷史、意識形態(tài)的診斷，導致文學內(nèi)化于歷史。
（2）根據(jù)材料內(nèi)容，下列說法正確的一項是

D

D

A.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受到了胡適等考證派批評，說明一切學術論爭發(fā)生在研究時間接近、研究目標一致而結(jié)論卻針鋒相對的不同派別之間。
B.對作品進行分析，不能脫離作者所處的時代和社會，大力提倡回歸文本和文學特性，并注意作者認知的歷史和階級局限性，否則容易產(chǎn)生誤解。
C.紅學的索隱派、影射派之所以處于難堪境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唾棄，聲名狼藉，是因為其故意穿鑿附會，忽略《紅樓夢》的文學藝術特征。
D.胡適只關注《紅樓夢》作者的身世與作品的版本問題，忽略對作品思想與藝術的闡釋，未能對其予以哲學、藝術的把握，故其研究價值應打折扣。
（3）下列對兩則材料論證的相關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A

A

A.材料一首先介紹梅新林教授對于紅學研究中胡適與王國維、蔡元培的學術關系的看法，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作者自己對學術爭論意義和原因的認識。
B.材料一在介紹梅新林教授關于“新紅學”三個角度評價研究且假設三者融合出現(xiàn)的效果的基礎上，提出將三者有機融合的方法。
C.材料一有破有立，作者既談到紅學若干派別的局限性，又闡述了將歷史化研究貫穿于各研究角度的觀點，并由此提出馬克思主義紅學的研究方法。
D.材料二首先確定“本事”的外延，然后分析了紅學研究的索隱派、影射派、考證派在本事批評方面存在的問題，并分別對其進行學術評價。
（4）請根據(jù)材料內(nèi)容，談談你對紅學研究的“歷史化態(tài)度”的理解。
（5）“新紅學”研究有怎樣的價值和優(yōu)勢？請結(jié)合材料進行分析。